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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，他们还是不得不种，也不敢不种。”



    以法律约束的意义便在此。



    不料夏安然听了后却摇了摇头。



    正所谓政之所兴，在顺民心，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。老百姓不愿意这么干了，就算你有政令又有何用？这天下难道真的能够有一点空子都钻不了的法律吗？



    人遵从法律，是因为他们认可这种法在约束自己的同时也能够约束别人，而这种约束之下的大环境是适合人生活生存的。



    但是一旦法律近乎不公正地侵犯到个人利益，那么他们就会团结起来寻找其中的空隙。



    人力有尽时，以一人之智想要去对扛千万人之智，这行为实在是太愚蠢了。而如今看来，在场官员中也没有人意识到这其中的风险。



    如果田地所产售出后，反而比外地的便宜，那么就会农人们便会去外地购买廉价的粮食，而选择在本地栽种更为昂贵的作物，譬如经济作物。



    那么自己的税务和监察怎么办？



    简单，用出售经济作物的钱去购买外地的米粮上缴，差价便是纯盈利。



    他将道理说了，然后在官员们惊愕的表情中缓缓问道：“我中山国，并未规定土地必须种植稻谷吧？”



    当然没有。



    在场的臣子鸦雀无声，谁会规定这个？帝王崇尚黄老垂拱，除了关键的点被掐着，别的基本上是随意着来的。



    毕竟民众也不傻，什么粮食好种、收益高自然种什么，官府只要管控最低值就可以了。在多劳多得的引诱下，民众会自发寻找种得好的种子。



    大司农于此道更熟悉，他沉吟片刻后道：“禀殿下，臣以为确有此可能，然臣以为，此事乃民愿，不当强之。”



    “这事便是强也强不来，”夏安然苦笑了下，他指了指桌案上的灯烛，“若是强迫他们必须要种植水稻，这些农人便会想法子将田地卖了，然后用这笔钱去做别的活计。”



    汉代抑商，但是可不是没有取巧的路子。店铺的主事为商籍，干活的可不需要，高阳县找了一个绝户来顶商籍之事绝非个案。



    他们可以，中山国别的人家自然也可以。



    这个话题一出臣子们立时皱了眉，他们很想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，但是细细想来，越想越觉得……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


    夏安然看到他们的表情就知道自己说对了。



    他有些苦恼。



    没钱的时候愁钱，现在突然有钱了，又害怕城市改变的速度太快拉不住，民众直接奔往商业去了。



    按照规定商人地位卑贱，但是架不住他们有钱能过好日子呐！



    更何况商人的日子过得好不好，看的不还是诸侯王的意见。如果家里的孩子们真的要经商，他这个当君父的难道还真的会把人踩到尘埃里头去啊？



    夏安然甚至都已经想好了到时候他们真这么干自己找什么对策了。无外乎找一个外地的农业对口城市，由那里专业供粮给中山国。同时中山国的农田也必须保有栽种量，届时从私人经济改为农庄经济罢了。



    即便是在物流方便的现代，大型城市无论怎么高速发展，其本身一定会留有一定数量的农田，这些农田便是用来应对紧急情况的。同时他们会将大型商业城市和农业产区进行绑定，方便保存的米粮在各地区都有粮库，而不便保存的副食则建立一对一的方式保证供给。



    问题是，他这个诸侯王能这么做，但等过十来年景帝削减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