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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要是手头没钱，‘教授’会待在码头上，能晒到太阳的地方。只要有点零钱，他会在‘三角帆’咖啡厅里躲着，‘避风’，他是这么说的，‘我的腿疼得厉害’，只要有人听，他会没完没了地——哦，好极了，看，他在码头上，这可怜人最近恐怕运气不好。”

流浪汉看着他们靠近，假如他有什么表情的话，都藏在蓬乱纠结的胡子和头发下面了。格里夫斯在他旁边坐下，打开野餐篮，逐一取出威士忌、乳酪、苹果、面包卷和裹在锡纸里的火腿。“教授”大笑起来，听着像兴奋的狗吠，伸手拿起酒瓶，塞进鼓鼓囊囊的大衣里，对格里夫斯说了什么。

“至少我们知道烈酒让他高兴。”海因斯说。

“他问我们是不是又在找人。”

“跟他说说我们的男孩。”

流浪汉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飞快地说着话，伴着夸张的手势，格里夫斯时不时回答一句si，催促他说下去。海因斯倚在路灯灯柱上，等这场雪崩般的独白结束。

“他说他从不忘记一张脸，好记忆是他的谋生手段，”格里夫斯开始翻译，“这个叫克里斯滕的男孩，他见过照片，大概两三天前，有人像我们一样在找他，很大方，承诺给他五十里拉，一个他不认识的波兰人，但他大概知道这个人为谁工作。”

“谁？”

格里夫斯犹豫了一下，“他想先要五十里拉。”

海因斯点点头，酒吧老板摸出几张钞票，看着它们消失在流浪汉脏兮兮的大衣里。“教授”撕开锡纸，把火腿塞进嘴里，说了一个名字。

“伊戈·卡扎斯基，”格里夫斯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，“一只码头老鼠，矮个子，总是戴着绒线帽。他说他不知道伊戈住在哪里，但我们可以问问救世军商店的人，他meimei在那里工作。”

救世军商店是个逼仄的洞xue，堆满待售的捐赠物，看店的是个穿着救世军制服的老太太，听见卡扎斯基这个名字就皱起鼻子，像是闻到了死鱼的气味。“如果这又是因为赌债。”她开口。

海因斯冲她微笑，向她保证这和赌债无关，声称自己是个从布鲁塞尔来的人权律师，为一个慈善项目工作，正在为战争受害者们寻找失散的家人，卡扎斯基先生和他的meimei很可能有一个在华沙的叔叔，他十分需要和他们谈一谈。

“但是这不可能，”店员惊讶地挑起眉毛，“卡扎斯基一家是从乌克兰来的。”

您当然是对的，海因斯温和地让步了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想见一见卡扎斯基先生，以便彻底排除这个可能性，毕竟这关系到一大笔遗产。

半小时之后他们站在了一栋破旧的公寓外面，门前扔着几个长满杂草的花盆，一辆生锈的单车靠在墙边，前轮已经不见了。挂锁形同虚设，海因斯踢开了门，走进昏暗的起居室。

“现在我们要做什么？”格里夫斯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紧接着是响亮的哐啷一声，他碰翻了垃圾桶。

一张孤零零的沙发摆在吊灯下面，茶几上堆着空啤酒罐和捏扁的烟盒。“现在，亚瑟，”海因斯挪开装着毛线和棒针的篮子，在沙发上坐下来，“我们等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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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面很安静，仿佛也在屏息等待。偶尔出现的脚步声也匆匆忙忙，急于离开。从落满灰尘的窗户透进来的光线逐渐倾斜，拉长了影子。在黑暗之中